社区多元共治与宏观联营

「万物云联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放数据，开放案例，撰写了《中国小区演进与治理》，一起追溯及探索中国式小区演进和社区治理。

在探讨了物业与基层治理后，本篇连载探讨社区多元共治的前景与趋势，物业公司应当扮演更为主动的治理者的角色，以“渗透下沉”与“宏观联营”实现角色转变与自身发展的跃升。」

一、多元共治的困境及发展前景

城市社区的多元共治首先表现为一种结果，即通过集体行动使得社区的政治、文化、社会等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相协调并实现全面的提升；同时又是一个过程，是居民、政府和有关社会组织共同发展和解决社区问题、改善社区环境、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过程，是塑造社区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培育互助和自治精神的过程，更是发展社区集体行动能力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1]。多元主义理论的核心内涵在于强调多元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合作互动与资源共享。

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与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间协商合作，有效整合资源，合理界定权力界限与职责空间，形成社区内部和外部的治理合力，共同解决社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推进社区良性发展。社区多元共治的理想状态是各个主体之间有机配合，形成系统整合的共同力量，实现整体大于部分加总的效果。同时社区的多元共治也应当实现真正的基层民主，从业主的实际生活出发，保障人们的权利需求。

但现状下的社区治理的弹性空间留下了大量的空白地带有待填补。如果将基层社区的治理空间看作一个玻璃杯，居委会、物业与业委会各自明晰的职能就像一个个形态各异的石子，一眼望去已经足够填满杯中的空间；但实际上空间中遗留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孔隙，仅用石子是不可能填满的。基层治理空间中遗留下的职能静态分割后的微观孔隙亟待填补。

作为国家力量的政府需要深入到基层进行居民微观需求的满足，而居委会作为其在基层势力延伸的机构被行政事务裹挟；作为社会力量的业委会虽然有着足够强的动机为自身利益维护社区，但治理能力参差不齐，难以形成稳定的治理力量；而代表市场力量的物业出于商业运作的逻辑与盈利的利益驱动，最有潜力成为填补弹性治理空间孔隙的治理主体。物业公司能够凭借其资源与人力优势打破治理主体的固有边界，以无疆界的主体形态渗透入其他主体的日常治理当中。因而物业公司能够在自身融入社区的同时，实现有机的合作共治。

二、未来趋势：渗透下沉与宏观联营

面对社区治理领域中的困境，物业公司应以一种新的身份在治理体系中盘活现有治理资源并填补弹性治理空间中的孔隙。作为市场环境中的利益主体，物业公司自身的境遇与基层社会治理状态的好坏密切关联。物业公司在社会整体的治理体系中应当扮演更为主动的治理者的角色，而非被动的应对者。通过积极地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改善社会环境以实现自身发展的跃升。这种角色转变并非是要求物业公司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而是以一种服务设计来实现“四两拨千金”的效用。这种服务设计主要包含“渗透下沉”与“宏观联营”两个维度。

| 渗透下沉：服务姿态的新境遇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治理线索在社区层面具体的演变可以这样概括：“单位所属”（单位管理）→到“户籍所辖”（居委会管理）→“物权所系”（物业+业委会治理）→“幸福所依”（多方主体以服务的姿态共同介入）。

在最后一个、也是当下已经到来的治理阶段，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人和人的幸福感、满意度、获得感；聚焦人及人所关心的事务，是一切治理的核心。目前“有限配合”的格局下，三驾马车受限于职能边界硬化的现状，组织的行动局限于自己的边界，因而难以充分调动、团结起弥散在治理空白中的个体居民，导致多元共治浮于组织间摩擦、谈判、协调的层面，而在下沉到具体居民生活的过程中存在困境。基层党建已经通过团结三驾马车的方式试图弥合这一空隙，但这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组织对组织的交流。而目前基层治理的前景恰恰在于，在流动性日益增强、社区人际难以持久的现代城市中，自下而上地重新构建起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参与感、获得感。现有治理资源中最大的“蓝海”就在居民。

现有治理主体中，物业最适合盘活社区居民。居委会面临行政化困境，业委会则能力参差不齐，物业则已借助服务姿态和丰富资源逐渐接管社区治理任务，有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也培养了一定的信任。

物业如何完成渗透下沉、调动居民参与社区生活的积极性？物业通过具体而微的社区服务，得以认识居民、理解居民的个体生活、明确居民社区生活需求。通过信息、资源与经验的积累，结合服务思路与技术手段，物业得以进行数据沉淀，以趋势性的眼光对待社区治理问题。趋势方向与细节经验的结合，将使得物业具备更加精准、更有针对性的服务能力，渗透、下沉、弥合社区居民。然而，这一切不仅需要单个社区物业的革新，更需要整个行业化零为整，以大物业观治理。

| 宏观联营：“后小区时代”的大物业模式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治理主体在社区层面具体的演变可以这样概括：“组织孤岛”（以传统社区的“属地管理”为代表）→“社区壁垒”（以社区业委会的业主身份边界为代表）→“资源游侠”（以趋利性的、追逐政府购买服务的外部社会组织为代表）→“街区连营”（打破社区边界、以更广义的社会治理和城民福祉为目标的治理主体）。

现状下的社区治理在空间意义上具备着一定的封闭性。基层治理的边界并非是由客观的围墙而限定的范围，而应当是由服务对象和服务场域决定服务的范围。但无论是聚焦于“居”的居委会，还是专注于“业”的业委会，职能边界的硬化导致其在基层治理中的辐射范围十分有限，往往局限于一区之间。而物业公司依托于强大的企业背景，得以同时负责多个社区的治理服务，在治理范围上打破小区空间意义上的边界，实现跨社区的治理模式。在人员控制上，物业公司可以通过构建集中管理的体系实现对多个小区一体化的管辖。在社区活动的举办方面，物业也能够打破单个小区的物理界限，举办跨小区的社会文化活动，盘活多个小区资源，打破基层治理的空间壁垒。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物业的治理方式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小区内部的治理，同样可以推广到对于更大范围的城市街区的治理中，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物业的服务理念。具体而言，可以将物业目前对小区内部环境的管理手段和方式投射到对城市街区的改造、治理、维护中，例如对城市进行统一的大巡逻，对一个街区使用统一的标准进行消防、清洁、安防和绿化等服务。将物业的角色定位置于更广阔的城市治理当中，实现大物业的角色转型。

| 可能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作为最有填补治理空缺潜力的治理主体，物业有扩张的能力，但也面临一些可能的挑战。

一方面，渗透下沉、调动个体积极性意味着更加精细化的沟通技术，而这些不仅依托物业的服务态度，还依托先进的技术手段、充分的交流技巧和对动员对象的深刻理解。然而，身负社区服务任务的物业是否能够分出足够精力应对这些挑战，需要物业极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和精细的企业内部资源优化；同时，物业服务是以人为本的服务，但在现存的降低沟通成本的尝试中，如何平衡机器的效率与冰冷、人情的温暖与延迟，也依赖物业对社会关系、人际关系有更创新的认识。

另一方面，宏观联营、多个社区合力意味着重新审视社区边界、个体权责与企业责任问题。联营街区的公共品是否共享、如何应对共享可能带来的摩擦与不平衡；如何在公共服务与价格差等间寻求令各方满意的均势；如何对待呈现出不同特性的居民（如业主与租客、住户与商户）；在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社区”中，物业是否有足够的自信去处理复杂系统中的复杂问题（如安保问题、环境维护问题），这些充满挑战的问题都需要一一面对。

[1] 李艳丽.多元共治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理论、实践、反思与前瞻[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0(03):54-61.

作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团队（王迪、季梵、杨锐、冀忆、许天怡、苏琪红、赖晗语、范愫、王子豪、苏婕、朱戈、耿满、梁钰婷等执笔，陈阳、刘小天等团队成员提供资料支持。）